金句摘录：

·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医保集采，相当于是对“蛋糕”进行重新分配，以鼓励创新，也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

· 一款创新药，平均研发时间是12年-15年，平均资金投入是15亿-20亿元人民币。

· 新药研发有风险，特别是first in class，风险非常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 2021年医药健康产业仍然会保持火热的发展态势，更多的投资机构、资金会流入医疗健康领域。

正文：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这个让全球各国头疼的狡猾病毒，却意外让生物医药逆势起飞。尽管如此，生物医药企业——诺诚健华-B（09969.HK）几乎在疫情最严重时期开始了上市招股。诺诚健华由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和拥有20年新药开发及企业管理经验的崔霁松女士联合创建，专注恶性肿瘤及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领域的一类新药研制。这一时期上市，诺诚建华能够享受疫情带来的市场红利十分有限，上市过程亦是百转千回。

“大家认为一个生物医药的初创企业，没有盈利，也没有面见投资者，谁也没有信心能否成功上市。但是如果推迟上市，之前的很多工作可能付诸东流，也不知疫情什么时候能够控制。”诺诚健华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崔霁松在接受《财经》新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不过，登陆资本市场9个月后，诺诚健华所研发的BTK抑制剂——奥布替尼获批上市，成为治疗复发/难治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以及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MCL)的又一款创新药。

“新药研发有风险，特别是first in class，风险非常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崔霁松在回忆研发奥布替尼过程的时候对记者感慨。她提到，一般来说，一款创新药的平均研发时间是12年-15年，平均资金投入是15亿-20亿元人民币，周期长、耗资重的主要原因在于研发中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失败，甚至上市后依然可能出现安全性问题。

不过，作为投资人，北京昌平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昌发展”）董事、总经理王颖对《财经》新媒体表示，层出不穷的精准医疗技术正在加快新药研发的进程，比如AI技术，新的基因组学、单细胞组学技术等，他们能够提高靶点发现和候选化合物的筛选效率，更快地寻找标的物。

癌症是人类的公敌，抗癌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癌症病人5年存活率仅约40%，而这一数字在美国约为70%。崔霁松认为，未来需要更多企业、机构等联合起来，各尽所长，共同对抗癌症。

放眼更为广阔的医疗板块，新的一年是否能延续去年的火热？王颖谈到，医药健康产业仍然会保持这一态势，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生命健康的重要性，这将促进更多的投资机构、资金关注这一领域。“医药健康产业虽然有一些泡沫，但最终大浪淘沙，优秀的企业、机构一定会发展起来”，她说。

新药研发，九死一生？

《财经》新媒体：为什么国内外创新药研发如此缓慢？它的研发过程需要哪些步骤？需要企业投入多少资金？

崔霁松：一款创新药，平均研发时间是12年-15年，平均资金投入是15亿-20亿元人民币。

为什么那么贵？主要是新药研发过程中的失败率高，而且在临床前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失败。首先，企业需要从数万个化合物中找到能够进入临床的几个，而且在临床一期、二期、三期，甚至上市之后，都有可能失败。

主要的失败点在哪呢？第一，靶点选择。靶点失败是一个很昂贵的失败，历史上有很多不成药的靶点，整个行业为此花了很多钱，但是他们就是不能成药。

第二，临床阶段的失败，尤其是临床三期的失败。一个规模较大的临床三期需要花费上亿美元，但这一个失败便将前面的一切努力归零。有的药甚至上市后一两年仍可能存在安全性问题，这个失败就更大了。

《财经》新媒体：奥布替尼也是一款创新药，它的研发过程是怎样的？

崔霁松：BTK抑制剂在B细胞淋巴瘤中起很大作用，它能够抑制B细胞增殖与分化，进而抑制肿瘤，这个概念我们是明确的。对于B细胞淋巴瘤，BTK靶点的成药性已被证明，只要找到一个最优的化合物，就能研发出最好的药。

我们用5年时间把奥布替尼做出来，是因为我们坚信BTK是一个很好的靶点，同时我们选了一个很好的化合物，而后在临床阶段全力推进。对于复发难治的B细胞淋巴瘤，BTK抑制剂是革命性的药物，同时，这种药在中国及全球需求量很大。

BTK抑制剂——奥布替尼创造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它并不代表每个创新药物都能在5年做出来。诺诚健华目前的药物全部是自主研发的，产品线上十几个产品，其中有一些产品的靶点，我们确信能够成药，但有30%的靶点完全新的，first in class。事实上，即使某个药品在临床上没有呈现想要的结果，我们觉得也非常正常。新药研发有风险，特别是first in class，风险非常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我们公司的口号是科学驱动创新，一切都要基于科学基础。

首先，奥布替尼的选择性非常好，它只抑制BTK，不抑制其他激酶。我们知道此前的BTK抑制剂，由于脱靶效应而引起包括心脏、肠胃等方面的副作用，这些毒副作用和BTK靶点本身的抑制没有关系，我们很早就确信奥布替尼在临床上将有很好的安全性。

很多人认为，治疗肿瘤需要多靶点，药物抑制的靶点越多，效果越好。奥布替尼最初的目标是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多发性硬化症，而肿瘤不是我们当时的第一选择。后来大家认为，这么好的药，应该也用来治疗肿瘤。当时我们也有一定质疑：选择性如此强是否药效优异？是不是抑制单一靶点也能够有效抑制肿瘤？

奥布替尼刚给药淋巴瘤患者时，我们提心吊胆。当时，第一例临床病人淋巴瘤已经转移到了肠道，每天便血，消瘦很快。这个病人吃了我们的药后，第3天便血基本停止，到第5天便血症状已经消失，那个时候我们欣喜若狂，感到奥布替尼真的能够成为好药！

科学有很多未知，之前我们对奥布替尼的安全性是非常确定的。由于靶点专一性高，我们对它抑制肿瘤的有效性并不十分确定。其实，在临床前我们和和几家公司聊过，都说这个治疗肿瘤可能不行，肿瘤是靶点越多越好，我们自己也半信半疑。我们知道BTK对自身免疫性疾病非常重要，但在临床上，它证明了单一靶点的药效很好。那时候，我们觉得科学驱动创新中，科学基础对于研发创新药是非常重要的。

《财经》新媒体：从一个投资人的角度看，投资机构更关注新药研发的哪些方面？

王颖：新的技术层出不断地出现，他们也在加速新药的研发进程，比如AI技术，这一技术的使用，对于靶点的寻找、化合物的筛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另外，比如一些新的基因组学、单细胞组学技术，面对遗传性、传染性的疾病，能够高效的找到开发标的。

还有一些临床前的动物实验，从原来小鼠到现在，也在拓展一些非人灵长类的动物模型的实验平台。还有，肿瘤标志物的筛选、伴随诊断等，越来越多精准医疗技术，也在加快新药研发的进程。

从投资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要相信团队，要给予团队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耐心。企业的科学性要非常扎实，团队执行力要非常强，再加上企业拥有发自内心要通过创新去治疗疾病，改善人类生命健康的愿景，这些因素之下，投资人也要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后增值服务，帮助企业链接一些核心的资源，分担解决一些非核心业务。

《财经》新媒体：在抗癌药研发上，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商业化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挑战？

崔霁松：肿瘤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可以看到，肿瘤造成的死亡数字远远超过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数字，除了个别肿瘤治愈效果比较好，总的来说，目前肿瘤治疗仍然不尽人意。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肿瘤病人5年生存率只有约40%。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肿瘤病人5年生存率约为70%。

肿瘤的最大特点就是变异性强、恶性程度高，针对恶性肿瘤用一款药后，它可能很快就会变异，所以治疗肿瘤需要各种各样的手段综合治疗。但现在的医疗技术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真正把肿瘤疾病彻底治愈，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企业小分子靶向药很厉害，有的企业大分子比较厉害，有的可能是平台、技术比较强，我觉得大家要一起合作，联合对抗这个疾病，找到最佳的治疗方式。

王颖：投资机构、政府也可以帮助抗癌新药的研发。第一，在科学研发投入上，不同层级的政府，需要支持重大的科学研究课题，长期的研发投入，保证集聚全球范围内优秀的科学家，组成交叉学科融合的科研机制，这是人类攻克癌症疾病的核心；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药物进入临床阶段，这对于中国的临床能力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挑战。以前我们做仿制药，实际上临床环节是很简单的。但要研发新药，我国的整个临床研究能力必须要跟上；第三，国际交流方面，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包括协会、联盟、外交等方式，帮助中国的企业和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引进或市场推广。

医疗健康这一年：火热态势能否延续？

《财经》新媒体：正好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诺诚健华上市了，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崔霁松：从2019年夏天开始，诺诚健华就开始筹备上市。2020年初，公司做了6轮全球路演。1月末，诺诚健华通过了港交所聆讯，但当真正准备招股的时候，疫情就来了。

到底怎么办？我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大家认为一个生物医药的初创企业，没有盈利，招股中不去面见投资者，谁也没有信心能成功上市。但是如果推迟上市，之前的很多工作，包括财务、法务、尽调等可能付诸东流，而且我们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大胆地走出这一步。

当时不只是疫情肆虐，还有油价下跌、中美关系趋紧、美股4次熔断，我们招股的时候，几乎是在市场融资环境最差的几天，但是非常出乎意料的是，在招股的第一天就好几倍的资金融了上来。一般情况下路演都是7-8天，但我们只做了3天半时间。我们上市的时候吸引了大量长线基金和机构投资者，香港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近300倍。

王颖：说到医药健康，尤其是创新药，很多人认为研发周期长，担心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选择赛道的时候，也有一些投资准则和偏好。

第一，科学的、前沿的和商业的价值，是能获得长期价值的基础；第二，创始人的开放性、国际化和包容性非常重要。一个创新药从头到尾，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创始人需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凝聚更多优秀的人才，形成组织合力特别强大的团队；第三，团队执行力非常重要，现在对新药研发的速度要求是很快的，不管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要想抢占先机和市场份额，必须要有决断力和强大的执行力。团队是否能在研发、商业化、资本运作等不同阶段扎实推进，都有赖于具有强大执行力来实现。

《财经》新媒体：过去一年，医保谈判引发了热议，有行业人士认为，在当下的医药市场环境下，进没进医保对企业来说有着生死存亡的作用，二位觉得进不进医保对企业有什么影响？

崔霁松：药品进入医保，首先要进行价格谈判，国家更多会考虑药品进医保对于医保基金大盘子的影响。我国现在商业化医保越来越多，我想未来几年商保会成为国家医保下的重要补充，这对于创新药快速进入市场来说非常重要。

王颖：我觉得医保控费和鼓励新药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的医保集采，相当于是对“蛋糕”进行重新分配，通过对资源的重新分配以鼓励创新，也是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药品进入医保目录，通过集采实现以价换量，这对于创新药提高销售份额，加快销售速度，得到医保的支付体系支撑，是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促进作用的。

另外确实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更加健全的支付体系，去实现付费方式的变革。医保未来也不排除“按医疗价值付费”等方式的变革，已经在推进试点实行，当然这也需要国家更高层面的系统统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方向。

《财经》新媒体：如今，诺诚健华研发的奥布替尼已经获批上市了，这个药未来是否有可能进医保？抗癌药是如何定价的？

崔霁松：事实上，2020年人们更多的关注点在于PD-1抑制剂进医保，对于其他抗癌药物进医保后的价钱，医保局依然考虑了对创新企业的支持。

《财经》新媒体：王总，您也关注医药健康、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点等，在这几个行业有什么独特的视角吗？

王颖：现在是后疫情时代，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无人化、物联网化趋势更明显了。比如，医疗健康领域中的AI诊断、远程诊疗等。随着分级诊疗和基层医疗的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新技术在医疗领域将有更多应用场景和发展机会。

第二，供应链、产业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愈发重要。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疫情却阻断了供应链上的一些环节，这让各个国家意识到工业回流的重要性。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但在一些核心环节，比如说上游的、核心的技术原料，还存在一些卡脖子环节，下一步中国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实现突破，而这些突破将成为未来投资的热点。

第三，中国疫情控制成效显著，这为很多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国际市场上对中国本土品牌的认知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我认为，中国企业出海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在医疗健康领域，我们将更多关注创新药，尤其是能够跟国际一流水平比肩的创新、创业项目；其次，我们将关注高端医疗器械和耗材的进口替代方面，如微创手术涉及到的器械和耗材，未来消费升级相关的生物材料，精准诊断领域的化学发光、分子诊断等新技术，以及分级诊疗相关的POCT、AI医疗等。

第四，我们将关注如CRO、CMO等外包服务业。国内创新型企业的研发需求，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规模和增速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将通过耐心的资本支持和办公空间、人才引进、生态链接等差异化投后增值服务，为企业营造更好的产业生态发展环境。

《财经》新媒体：2020年医药医药健康在资本市场很火，2021年是否会延续这一趋势？在医药健康领域，我们有什么可以重点关注的？

崔霁松：我认为在短期内，生物医药在资本市场上依然是起起伏伏，但长期来说，尤其是在中国未来5年-10年里，生物医药将迎来黄金时代。因为我国有大量医疗需求，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生物医药的重要性。目前我们的创新还是一个起步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顶峰。诺诚健华未来还会有一系列的产品，包括针对血液瘤、实体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产品。我们每年会有一两种药进到临床并投放市场，惠及病人。

王颖：我觉得2021年医药健康产业仍然会保持一个火热的发展态势，越多的投资机构、资金会流入医疗健康领域。医疗健康是昌发展非常重要的投资板块，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母基金规模已经超过100亿，覆盖了全国200多个项目。2020年我们发起了自己的第一支医药健康的早中期直投基金，2021年还会继续做一个综合性、偏中后期的直投基金，同时也会继续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本，把母基金群体系进一步做大。

除了基金以外，我们也会进一步打造公共技术平台，以及产业化园区的建设。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医药健康产业虽然有一些泡沫，但最终大浪淘沙，优秀的投顾机构一定会发展起来的。

文/《财经》新媒体 刘洋 编辑/蒋诗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