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智汇生命谷 医健新纪元——2022生命谷产业创新大会召开，作为昌平生命谷年度产业盛会，本次大会汇集中外CGT领域领军人物。大会邀请到五位专家：北京荷塘生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蒋云先生，高博医疗集团临床研究中心副总裁、决策委员会成员田正隆先生，赛赋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杨先生，门罗生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卫国先生，可瑞生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兴旺先生。他们探讨的话题是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化创新之路如何占领行业制高点。

以下为圆桌论坛实录：

PART 1

主持人 蒋孟矫：

近年来CGT在不断创新，特别是细胞这块已经有多款产品上市，或者已经要上市，在基因治疗这块从IIT步入到了IND的阶段，下面请大家分享下，CGT如何能够突破目前针对特别需求的人群，如何进一步降低成本解决国内定价和支付问题，让真正不管是细胞治疗也好，以后的基因治疗也好，真正成为临床上比较好的治疗方式。

戴卫国：

我开个头，成本上面细胞治疗主要两个痛点。一是通用，而且是自体，自体价格贵，没有现货供应，来源受限。二是血液瘤，不能做实体瘤。价格贵我个人觉得，我最早在强生做了很多分析，我们提出自动化，实际价格贵还是前面几位老师说的，应该走通用大规模生产，生产过程中间个体化是非常贵的，具体到中国做了很多分析，主要有三方面：

• 除了投资之外，病毒贵，病毒占三分之一。
• 耗材比较贵，尤其我们细胞做的都是国际耗材。
• 试剂贵，分析部门是很大一块的。

我经常鼓励做细胞创业，大家都是做新的药品，实际上你从上下游，把耗材和抗体都解决了，价格从自体费用很高的地方，如果不做自体通用，这三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通用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但是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耗材和试剂成本比较高，但是最近几年由于病毒进展比较快，几年前当时在美国看项目的时候，病毒一般占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但现在由于病毒提高了，很多新的方法病毒这块下降很多了，病毒成本利润空间慢慢缩小的，新技术的发展也会降低成本，但是成本主要在通用上，这是最大的一个途径。

蒋 云：

回到细胞和基因治疗，面对遗传病基因治疗，无论是眼科的，还是脑部的，还是面对肿瘤、CAR-T的，或者ITS诱导的其他的免疫细胞治疗，它本身就存在贵的价值。北医三院杨老师是我们的客户，还有其他客户，现在单纯用药来讲，在临床上一个好的北京三甲医院，头部的内科病床一年收入100万左右，医保占比70%，80%，像高博医疗这种创新型CGT临床医院，单床单年收入可以做到190万，甚至10%在医保内，剩下90%不是医保内，全是细胞基因治疗高端人群解决问题的收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是不能把细胞和基因治疗创新研发型，创新型技术定义在抢医保的饭碗，或者做内卷，抢内卷还是去分别人已经成熟的蛋糕，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的范式很多，包括林老师也是我们客户，罗老师也是我们客户。罗老师讲了面对神经系统疾病，或者需要全身给药的AAV，它毕竟贵，200升的罐子，一次生产只能解决10个人的问题。包括杨老师也是我们客户，50升罐子一次可以解决10万人的问题，合到每个人很便宜，几百块钱一针，怎么叫贵，什么叫便宜。这是回答的问题是根据适应症来的。

刚才门罗生物的老师也讲了，国内供应链成本在下降，我们还是反过来看待问题，细胞和基因治疗产业的生产能力、工程化能力全世界才刚刚开始，一台细胞治疗培养设备400多万，国产的几十万就能干，越来越高的自动化成本装置，国产代替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包括很多一次性反应器进入之后，势必导致成本在快速下降，同时相信随着产业工程化和工艺研发能力，会使得细胞和基因治疗去广泛惠及人群，这是我想回答的几个问题，还是要面对每一个管线，每一个临床适应症解决它的解决方案去回答所谓的细胞和基因治疗成本高的问题。

刘 杨：

我讲几点我的想法。

01

这是目前一个不好的舆论趋势，你说如果一个病，一个药3万块钱一年，吃30年就觉得它便宜，一年才3万块钱。如果你打一针30万块钱治好了，你觉得这一针好贵，这针30多万，天价药，还要上个新闻，这是本末倒置。到底这个药是控制延缓，还是能治愈，是一次性的，还是月月吃、天天吃、天天打，这是本质不同，这恰恰是在CGT领域，可能是CGT的优势，但是整个CGT行业的人没有把这个事说明白，在大众或者媒体面前没有太强调这个，他一天吃5毛钱一片的药片没法比，打一针基因治疗的不可能一针5毛钱。

02

整个药贵也是正常的，贵分成不同环节因素影响：

• 支付端，医保没什么好说的，商保现在中国发展的非常薄弱，这是支付端。
• 研发端，靠在座越来越多科学家，越来越多企业，越来越多投资人支持这个领域，我们中国CGT行业最终一定会把成本做得越来越低，速度越来越快。

03

临床检验和临床验证环节，我们有研究医院有临床检验CRO在这儿，我们的逻辑和存在价值不断提高经验，不断提高效率，不断降低成本。未来理想目标能够实现美国200万美元一针，我们可能连200万人民币都不到。这是很大的胜利，全世界范围内如果中国CGT行业从业者能做到这个，那是利国利民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是你不能指望说美国200万美元一针，我们做到2万块钱一针，这不符合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

至于具体到我们小公司来讲，我们很简单，在临床检验实践这个环节，我们在多个环节去做，要不是从无到有，去解决没有的，行业每个细分环节没有的，刚才戴博士跟我讲，新的动物模型，创新动物模型有的时候会极大地降低时间成本，试错的时间成本，这本来也是巨大前期经济投入，比如从临床来说，试验效率成本怎么控制，包括大家提到的试剂耗材国产化上，怎么更好降低这个，缩短时间。我刚才看到罗老师提到，能不能一年到临床，现在不太容易，或者不太现实的，这是需要一个动态逐渐全行业努力提高的，如果我们把时间缩短30%，50%，整个药的成本是极大的降低了，这是我们实打实来做的，最终做到可能是美国五分之一，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成本同样的药，这就是我们的胜利了，不能指望跟5毛钱一片的药去比。

主持人 蒋孟矫：

我完全同意，在CGT这块随着有更多数据和它的持续性，复发还是很大的问题，花了几百万打了一针如果做了细胞治疗一两百万，你发现三年后复发了，那真的是欲哭无泪，支付方也是同样的感受，随着更多数据的积累可以看到哪些治疗是真正的一劳永逸的，像您说的十年二十年他都不用重新治疗了，哪些更偏向于细胞治疗的会有一定复发，这是百分之多少，怎么去定价。

刘 杨：

这个问题给各位科学家了，如果你做不到一次性比如10年或者10年以上，那你确实不值得，你不应该卖几十万，几百万一针。

主持人 蒋孟矫：

但是这是鸡和蛋的问题，因为你今天不知道会有多少复发，因为这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

田正隆：

如果说我们谈这个问题，要是要综合看的话很复杂，为什么很复杂，原因是因为CGT产品，大家一谈到CGT产品就是CAR-T，因为是比较早的案例。因为它是自给型的，一个特性产品都不是个药物，只为个人产的话，就算其他的制备成本和机器设备降低的话，毕竟还要自给化产品，大家都谈到UCAR-T也有问题，今天大家都是专家，不能班门弄斧。但是怎么解决UCAR-T本身扩增的问题？大部分能看到的UCAR-T扩张过程时间都是三个月左右，一般来讲没有效果。是不是要强制移植？强制移植的成本怎么办？强制移植和其他的手段做移植的话，临床如何判别？虽然这个方向似乎感觉和成本离的远一点，如果说每个药物成本会降低，但是可能伴随着通用CAR-T和自体CAR-T的治疗效果，通用CAR-T如果要强制移植，效果是怎么样的？其实是个综合效益的考量。

另外，药物经济学一定要考量，必须考虑大病人支付成本的问题，我相信作为药物企业来说一定是为民众考量的，作为药物研发人员，我们的本质和初衷是想惠及患者，如果能从更合理的成本惠及患者一定要去做。同时我特别同意，在全球来讲创新最活跃的是美国，我们很多都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不是说海外留学就怎么样。尤其在美国这边，美国的商保体系、创新体系，为什么定价可以那么高？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支付体系相对而言更鼓励创新，它的问题也很多，一些人可能没有基本的医保等问题。但是如果把企业所有利润都扼杀掉，让企业完全没有利润，让一片药比一瓶矿泉水都要低。如果没有利润，让企业去创新还是很难的。

我觉得结合疾病特征，现在CGT很多时候都是结合末限病人，或者针对罕见病。刚才蒋总提到一点，就说mRNA算不算细胞CGT产品？客观讲不一定，但看你怎么定义？要不要囊括进来？任何产业化的东西，我们探讨窄一点，探讨成基因改造类型的，这种情况针对都是相对罕见疾病或者说末限病人。未来如果产业化的话，我相信它可以推到前线，它的支付群体更大之后，各方面也有一定好处。还有其他讨论，我交给下一位。

谢兴旺：

前面各位老师讲的特别好，我把大家讲的方面投射到可瑞，我讲讲我们自己的想法以及我们对外界的期盼。我总结为“三个心”，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决心，这是讲给我们自己的，第三个是耐心，讲给投资人，讲给上下游相关方，也是讲给社会的。

01

对于处于技术发展早期的技术来讲，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明天的问题。类似的产业经验在大分子药物或者其他领域都看到了，蒋总特别犀利，现在CGT确实很贵，但要看到这是目前的情况。我们讲信心，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是不会持续的，当一个东西在技术上、概念验证上已经成立之后，我相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可以把这个产业做到非常便宜，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也身在其中，我们对做细胞治疗上下游已经看到一些痛点，这些痛点解决方案已经在路上了，很可能在后续产品里就会采纳这些新的无论是国产替代也好，还是国产创新也好，成本的下降是一定会发生的，这是信心。

02

第二个决心，无论是我们考虑自己，还是今天以联盟的姿态讲这些伙伴企业，我们的决心就是已经看到了这样行业成本下降的机会是在于要充分支持国产上下游厂商、供应商发展，包括物料、耗材，包括CRO企业，至少在这点可瑞还是在坚定地做，我们已经在用的国产供应商几乎是在任何场合都要坚定地给他们免费站台，他们的一些优点我们要告诉行业。只有这样，国内CGT领域才能积极使用国内供应商，当然也是去给他们提更多的意见，让他们成长。这样的决心才能让国内的CGT产业往着成本更低的方向发展。

03

耐心，这是需要时间的。现在CGT领域还不能用盈利的角度去检验它，因为现在还在POC阶段。对于这个阶段，刚刚几位老师已经讲到了，我们应该在科学上把这个问题做扎实，无论是研究还是临床阶段拿到更多数据，把很基本的问题回答好。在后续的产品开发过程中用我们之前的经验指导后面产品开发，逐步把一些产业链低成本解决方案采纳进来，到推广应用阶段，这个也是符合盖特勒曲线技术发展的过程，这个产业还是在早期阶段，需要有耐心，不要现在就用盈利模式检验它。基于信心和决心，我相信这个行业真正盈利的时候是会来的。

PART 2

主持人 蒋孟矫：

非常感谢，另外很重要的一个点在研发CGT的过程中是围绕着临床，临床这块特别请教一下田博，针对CGT的临床要求是比一般临床要高很多的。康桥自己的经验，我们投了CGT的公司，在国内做IIT，现在在美国开展IND或者正式临床，你会发现很多国内临床中心可能没有太多针对CGT方面的经验，导致临床方面开展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我也想听听各位对于中国的临床，你们觉得它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另外怎么结合IIT和IND达到最好的，这两种途径怎么达到最有效的配合？

田正隆：

这个问题从几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分很多不同的点来回答。

首先，如果单独来看CGT产品大部分针对的是末限的病人，开发的时候也是先选末限的病人，对末限复发的疾病，或者是淋巴瘤，或者是获批的脊髓病人，基本上都是在复发后的难治，这样的群体是很少的，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去突破。

如果说直接针对前线，还有一个原因是开发策略的问题，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做临床试验一方面是开发一个产品，另一方面最终目的是要上市，后面的时候会谈到IIT和INT怎么调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和药监局和细胞监管科学院做一些工作。

回到问题本身，和基因编辑一样的道理，基因编辑也是针对β地中海贫血病，β地中海贫血病虽然在中国严格来讲没有归在罕见病目录里面，但是它的人群还是挺少的，大概是30多万。目前来看，它针对的人群很少，这是目前来讲CGT产品，或者今天定义的CGT产品的特色。不是说CGT产品不能往前线移，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看全球研发趋势，已经有CGT产品往前线移了。比如最近德国一个公司在做对照试验，就是从二线做到三线往前线移，这样人群就变大了。如果现在只是批这么窄的人群适应症的话，相当于第一人群数太少，第二是卖的人群少，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问题点。企业制定研发策略在这个方面更容易突破，不管是对设计地贫的还是血友病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

涉及到IIT和IND领域，CGT领域为什么要有这么多IIT做？主要原因是它在体内的代谢模型是很难调解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开了这个口子允许做这种类型的试验，这也是其中一点不可避免的路径。如果说单独看其他产品的话，如果说可以通过GMP方式来生产，而且有非常好的方式，我个人不建议做IIT的，这是根据它自己的特性决定了要做IIT。为什么IIT和IND药监局不能谨慎认结果，并不是说我们IND的质量不高，当然我不排除有些人把IIT当IND做，他们可能把控的质量不是很好。本身的核心点在于监管体系不太一样，IIT的监管体系是在卫监委监管，如果说要做IND试验的话，是要在药监局监管的，当然还在卫健委的体系下。同监管体系下对数据认可的问题，很多企业都和药监局沟通这个问题。前面IIT已经做了四五十例，为什么我不能去做？某种程度上讲你要加速临床试验，ITT并不是数据就浪费了，更多时候IIT给了你proof information，是助推IND申报。

临床试验设计的问题，CGT产品以CAR-T为例，CAR-T进入体内之后不单纯是单产完、制备完、回输完，它其实是一个全程的管理过程，CAR-T很可能会有CS管理，全程CRS管理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做一个CRS管理的话，这些病人是因为CRS反应导致死亡，当然不一定和产品完全不相关。如果说一个医院没有很好的CRS管理流程的话，也有可能导致失败。包括分离流程、单采流程等都需要非常细致的体系来支撑CGT产品。对于不同的产品都有类似的流程，你要非常细致做好从病人筛选招募，包括细胞单采各方面的流程都要非常细致。

主持人 蒋孟矫：

特别是针对末限病人，稍微风吹草动，他们是很脆弱的群体。

田正隆：

对。另外细胞是比较复杂的，你要采T细胞，肿瘤那么大，一些技术还是很难的。很多产品是一个自体型产品，没法工业化的情况下，对技术把控要求还是很高的。我不占用大家时间，很多人还有更好的想法。

谢兴旺：

我来补充关于IIT和IND的两个观点。

01

我自己从开发者来讲，我对IIT还是有很大的需求，从我们非常早期的研发到产品转化是非常快的，技术迭代周期也很短，一个传统的药物可能从药物研发最后上市会有很长的生命周期。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CGT领域一个药品迭代期可能是三到五年，非常快。我们现在做CAR-T都有不止两代产品想推进产品开发，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比较传统的路径去做IND，这个非常重。如果说IIT渠道一直可行的话，对于还在早期可以探索的阶段是提供了非常灵活的渠道，让我们更快达到比较理想的产品状态，到底哪些技术可以在临床上显著提升疗效，这个IIT渠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渠道。

02

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IIT，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尽量希望我们的IIT数据能够用起来，对标到IND申请过程中，帮助注册临床的推进。现在无论是CDE还是FDA，我认为有比较好的开放态度和渠道。CDE之前有一篇文章发表，也提了怎么样用IIT的数据支持IND申请，包括药学的一致性、研究质量、数据管控等，还是讲的比较清楚，国内也有成功案例。FDA更加开放，如果说有些独立研究都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免。无论是中国申请还是美国申请，还是通畅的，而且也有一些成功案例，我们现在也尽量沿着这个轨道。希望在IND阶段就能把前期一些工作做掉。

戴卫国：

我个人想分享的是，从科学的角度，怎么做好临床试验有两点想分享。我在做细胞之前做了很多年抗体，产品都上市了。细胞治疗跟小分子、大分子不同点是临床试验，其实PI是产品开发中的一部分。我们做小分子、大分子的时候基本上做了动物之后，做临床，直接交给医生去做。但是细胞治疗是通过临床要数据之后才能回来改进。我原来在一个大公司工作，不当老板不太熟悉，做完IIT同时把临床全部做了，结果上临床做IIT效果不好，等于都白做了。有两点很重要，

01

一个是医生临床方案，我们能做的是提供一个导弹，武器，怎么用？医生发挥很大作用。国内有个生物科技企业，他的产品是临床医生提出方案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样的产品方案不一样，成不成功，临床方案很重要。

02

第二个适应病人的选择，选择好的病人，基本上可以做到很好的结果。很多效果不好是病人没选好，在美国有这种情况，有些病人没选好。这个在中国也非常有趣，我才回国的时候，有人提到永泰，永泰把细胞取出来做肝癌治疗，还有可瑞双因T细胞，都不是CAR-T，就是细胞都能做一些病人。我觉得他们非常好，找到适应的群体，这是医生临床发现的。

病人的选择再加上临床方案保证临床效果比较好，怎么做临床需要很多规范，怎么做好临床？我们作为科学家必须要参与，做小分子、大分子是交给PI，这个对我是学习的过程，我们很愿意跟田总这样的公司合作，是参与这个过程，而不是把产品交给他们做。这是我的大概分享。

PART 3

主持人 蒋孟矫：

谢谢各位，下一个问题是给CRO这块的。今年陆续出现了很多针对CGT的CRO、CXO公司，当然我们在行业也看到有自有产品的公司。国内临床本身真正商业化的产品并不是很多，你们是怎么看待现阶段CRO公司在CGT的发展？以及你们觉得这个行业与小分子的抗体CDMO有什么差异？

蒋 云：

非常好的问题。最近几篇文章在行业里比较轰动，叫biotech转型做CDMO，我觉得太瞧不起我们做CDMO了，为什么做药物的人就能把生产干好，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做药物的原始研发是个技术问题，但是要把一个药做到低成本、质量可控这是工程问题，是全产业链要解决的问题。无论从厂房的设计到工厂的模块化到环境的控制到体系的搭建，再到生产工艺过程中工艺的选择，菌株的筛选，成本替代，国产原材料选择，耗材分析的建立，这是有一群工科的人在努力的方向，不然就不会存在每个细分领域有做检测设备的公司，有做原材料的公司，把这些公司简单统和在一起就能做一个工厂吗？不可能，成本能下来吗？不可能。

主持人 蒋孟矫：

但是人家的王炸是说，我做过这个产品已经批了，你有吗？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蒋 云：

首先回答一个问题看做哪个，我们也做过很多，也批了，这是我们的CDMO。第二个是大家拉出来比比成果，做药的核心底层逻辑是我要做一款药，并且在市场上卖得出去，有客户能买单。做的药细胞和基因治疗，在目前来讲，国产的细胞治疗我没看到谁在卖，纯国产的，原研的，有谁在卖？可能动物实验、临床研究是医院在降本增效的问题，动物实验的团队在降本增效，工业过程的降本增效是复杂的工程问题，这一定是系统性的方法论。

从资本上讲，biotech公司做CDMO，我就问一个问题：你的图纸是随便找了一个不太知名的设计院，勾了个图纸，还是你自己真真实实扑到你的需求端，看了一个厂房，要怎么样去设计，如果这些过程都没有，就是攒了个工厂，又把它卖出去，一样的。现在的想法就是手动拼一个劳斯莱斯，要把它当成出租车去开，不可能挣着钱。

刘 杨：

我们是做CRO的，和CDMO还不一样。屁股决定脑袋，从我的角度，我欢迎CDMO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赛赋的特色，国内除了药明生物和昭衍生物，它有自己的临床CRO公司。金斯瑞跟我们是战略合作伙伴，博腾也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现在有7家CDMO跟我们是独家战略伙伴，他的客户，他的项目动物实验都优先推荐到我们这儿来，他再跟客户谈整个临床前设计方案、申报、排期、生产，包括融资计划的时候，都是我们赛赋的团队，因为我们本来是在最后一个环节，但是在最前端就一起帮客户做这些工作，这是我们擅长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为什么？任何一家CDMO一组合，1+1以后，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率地帮客户一直到临床一期全部做完。从我的角度，CDMO越多越好，市场就活了，我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当然我们也要有一定的识别和筛选。

从CRO的角度，我们是2017年就选了这个方向，这个很奇怪，其实中国没有多少这样的钱，融不到多少钱。我们自己是创业公司，我们要寻找差异化，所以我们选了CGT。经过这么几年的探索和摸索，这件事不好干，做CGT的动物实验比做小分子、大分子难太多了，小分子、大分子可以快速出方案出报价，比如二十个部门，每个部门闭着眼睛都知道要怎么干，成本可以控制的非常低。

但是CGT非常头疼，保管也不一样，给药方式也不一样，需要的动物也不一样，又没有熟悉的动物模型，对我们来说太多的挑战和困难了。所以我不觉得市场上，至少临床前动物试验我还没看到哪家真的像我们这样花四五年时间趟了几十几百个项目，我说我擅长，哪怕失败教训也比同行多。最近一些同行说也做CGT，你没经过几年摸爬滚打从哪来的？原来大分子、单抗药物做的很好，今天突然转型就说CGT做的好了，有的投资人可能会信，但是我作为同行肯定是不信的。

我不太推荐同行来做，这个太难了，我们折腾了四年之后，失败教训很多，也有很多成功经验，所以慢慢的自己内部效率和经验越来越多，这样逐渐进入良性轨道了。其实昌发展投的很多企业，园区的很多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是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的。单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不是太好，我们是没办法，第一走了这条路，走了四年，爬雪山过草地，现在草地刚出来，过了最难的时候。

主持人 蒋孟矫：

一般来说大家不会鼓励我们进入这个领域里面，您说的特别有道理。戴总和谢总打算自建呢？还是会用CDMO呢？你们是怎么想的？

戴卫国：

我的工作背景原来都是在大公司，大公司基本上都是走的外包途径。我们专业人士做专业的事情，集中在研发阶段，后期尽量用CDMO，因为他们确实有经验。特别是现在细胞治疗很多是精准，不像抗体自己建一个大的工厂，这个是另外一个优势，我们是轻资产。

主持人 蒋孟矫：

那天王颖总说要给您提供一些场地您说不要是吗？

谢兴旺：

我们还是基于产品开发和临床特点考虑，比如说质粒病毒是坚定给CDMO做，但是下游的细胞生产，因为跟临床方案推进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还是自己做，因为端到端的管控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环节。我们还是比较务实的方法来整合整个环节。

PART 4

主持人 蒋孟矫：

我们已经严重超时了。最后一个问题，昌平做生物制药这块，或者总体CGT研发，最大的差异化优势是依附了很强的研究的基础，不管是从清华、北大、北生所等优质研发机构，这个问题要问一下谢总和蒋总，你们有切身经验，你们觉得在产业转化过程当中，从高校，你们觉得哪块现在已经做的很好了，哪块要加强？

谢兴旺：

做的最好的应该是投融资环境，现在都说VC找教授，教授都不够用了。在资本的支持上。我本身也是因为有VC支持，才能把项目进入转化阶段，这是比较好的方面。第二方面，在整个转化过程中，高校在看待转化这件事情逐步开放。我自己有亲身经历，之前在北大有一个产品要往外转的时候，当时跑产业转化办公室，当时感觉寸步难行，很难推动。但是现在尤其像清华对专业的态度，接轨的机制，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比较好的两个方面。不好的方面也是在转化的支持态度上还有更多的进步空间。不同的学校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主持人 蒋孟矫：

您觉得哪些学校做的最好呢？

谢兴旺：

我觉得清华做的非常好，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优秀的清华企业。其他的好多学校还有进步空间，也有很多做的不错的。

另外一个点，在转化工作中做的不好的，首先还是创业团队的观念，包括我自己也是，早期是做研发的，我们团队都是做研发的，没有形成有科学创始团队来做研发和产品，有成熟的管理团队来做公司的运营，这种体系现在还不是很成熟，更多的是科学创始人或者研发团队自己下场做公司管理，客观上导致很多项目的失败。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大家能够对创新药项目更有一个科学的团队架构来保证项目的成功率。我就讲这些。

蒋 云：

谢谢，今天的主题叫智汇生命谷，首先感谢谢老师表扬我们，转化做的比较好，的确，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生命谷这个地理位置是优势的地方，做投资的，资产投资、地产投资、地理位置是得天独厚的，围绕生命谷周边十公里半径画一个圈，全中国排前三十的生命科学的院系和高校，这里边占13家。中国排前50的三甲医院距离10公里范围内有18家，这个优势是得天独厚的，太优秀了。包括清华、北大、脑科学、国家实验室都在这儿。这些顶尖的科学家和临床研究者给我们这样的创业企业提供了无限的人才资源、智慧资源，单平米面积博士是最多的。资本也关注了。

无论从祖国的南边挖过来，从美国东海岸挖人过来，大家首先是人，科学家也好，员工也好，专家也好，首先是讲自己在这儿是不是生活的开心，吃的是不是高兴，周围的娱乐设施够不够多？如果不够多的话，就不高兴不开心，就不愿意拖家带口地过来。势必导致未来这个地方，公司特别好，其他都跑了。给颖总提的诉求，未来可以持续改善。其他方面，在政府的领导下，无论区政府、市政府的领导下，细胞治疗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蓬勃发展是不可逆的。这个过程有点像十年前的IT产业，像乔布斯的智能手机之前，谁都无法预料到新一代的通信工具是现在的智能机。 第二个是特斯拉，马斯克开出他的小电池拼出来的电动车之前，谁都不知道现在的电动车长这个样子，二三十万一台满街跑的车。细胞和基因治疗产业刚刚进入新纪元，未来大部分的传染病、肿瘤、遗传病将会利用细胞和基因治疗的疗法进行彻底治愈和长期适用。